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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人们，国共合作的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为扩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但是，其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却很不平坦。究其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内一些势力消极抗战乃至于抗战立场动摇。而日本侵略者则一直寄希望于由这种状况而达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本国内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意见”，说是“驱使中国投入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其背后站着的是共产党分子，所以中国的抗日战线不久必会发生分裂，国民政府内知日派分子将发动政变，国共必定会再次分裂”。而日本政府一直到攻陷南京之后，还“瞩望于南京政府内部出现转向的迹象”。（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に於ける国共合作問題》，第1页。）1938年12月汪精卫等投敌，使日本侵略者兴奋起来，他们认为：“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条件实现和平的欲望，是常在心底的”。但是，他们又看到，“共产党在汪发出和平通电后，全面动员言论机关，将汪斥为汉奸，向人们指出汪的提议完全是使国家民族灭亡、投降屈服的言论。后又将这种方法强化扩大，暗里威胁潜伏于抗战内部的和平分子”。“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没有对日和平，和平是与共产党的一切相反的。国共合作建立在彻底抗战的前提之上，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所以，他们就把中共视为其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国民党其他势力对日“和平”（实为投降）的最大障碍，宣称“和平就是反共”，并将国民党反共、制造磨擦事件都归结为要对日“和平”的表现。（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编印《赤色支那誌》，东京，1940年，第137、138页。）而日方这些言论恰好从反面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不移的抗战立场，成为阻止国民党动摇、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从1939年到1940年，国民党挑起诸多与中共磨擦事件，日方认为是“主张无产阶级和人民路线的中共呼吁人民战争、持久战，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主张战争要靠政府与军队来推行”的对立所致，并很想加以利用。然而他们的企图最终破灭，原因在于中共仍从抗日大局出发，权衡国内外形势，“采取保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东亚研究所编印《重慶政権の政情》，东京，1943年，第174、175页。）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回顾数年来中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一系列矛盾、磨擦的过程，并不讳言“使国共分离”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实“与我方期待正相反，国共（关系）趋于巩固”。而在分析原因时，他们虽然十分强调美苏对国民党所起的牵制作用，但涉及“美国每当国共发生纷争时总是牵制重庆”的缘由，又指出：美国“向来高度评价中共，认为中共是巩固抗日战线的粘合剂……要使抗战持续下去，巩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东京，1944年，第77页。）这说明，即使日本侵略者也承认，中共对于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促使美国牵制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动因。 三、见证之三——中共领导军民展开持久、全面抗战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已作了全面总结，后来我国学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实叙述。笔者在此只提及所见抗战期间日方的一些相关反映，以作为补充例证。 （一）对于中共指导抗战方针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称“致力于灭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到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国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军现状》，指出：中共能适应中日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剧变的状况，并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相呼应，在理论上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对日抗争、从反抗国民党转向国共再次合作，从而促成了举国一致、各党派团结的局面，“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正因为深田悠藏看到了中共方针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所以在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中国开始从防御转到与日军相持的关口，就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极为关注，认为其中“凝聚了共产党今后的对策”，而加以译介。他指出：毛泽东通过总结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认定中国将获得最后胜利，而支持持久战并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统一发展全民族力量、发动民众克服困难；至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则主要是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进步，以及日本的困难、国际的援助。（参见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东京，改造社，1939年版，第6、17—18页。）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已对这些论断作了系统的阐述。故深田悠藏又摘译了该书关于持久战的根据、持久战三个阶段及具体战略方针、主动性和灵活性及计划性、统一战线等的论述，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宛如呵斥消沉的蒋介石一般”，辩明了在下一步抗战中“全面实行游击战之有利”，以此号召全国。他预感，“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战都将走到共产党的轨道上去”。（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0—56页。） 同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编的《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贯彻情况作了叙述，称：中共领导的军队“相信持久战绝对能打败日本，且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能从单纯防御达到进攻或进攻防御，对抗战前途具有自信。相对于国民党军队将一个区域被日军占领视为中国领土的损失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民众斗争的开始……要与用现代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日军战斗并取胜，只能实行主动的游击战。所以，他们……将沦陷区改称游击区，为动员沦陷区内的民众参战，而更为积极地行动着”。并且，在武汉陷落后，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游击战术对长期抗战是不可缺少的……中央军、地方军相继派游击军潜入沦陷区。作为八路军专利的游击战术，在现阶段成了对日抗战的主要战斗形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大连，一番馆印刷所，1939年，第58、88—89页。）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参见阿部信行为中保舆作的《最近支那共産党史》的序，东京，东亚同文会，1940年。）此外，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也通过其报刊，对持久战方针大肆诋毁。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