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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日方认为起点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武装人民，遂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口号。而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们又认为萌芽在进一步生长，体现为：中共发动上海日本纱厂10万工人大罢工，同时组织各界反日民众团体捐款、劳军，号召“农工商学兵大联合”；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共中央为抗日发出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抗日合作宣言；同年9月30日，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作出决议、发表宣言，与中共的抗日合作宣言相呼应；1933年11月26日，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5月3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发出对日作战宣言，同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出北上抗日宣言。（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1节，大连，东亚印刷株式会社，1939年印。）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学者，为所谓“防卫赤化”而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他对中国的抗日浪潮极为敌视，尤其为“1935年夏以来中国展开的抗日运动与以往有质的不同”而“骇目”，1936年夏专程到上海进行“探究”，结论就是将抗日运动与共产运动等同起来，以“抗日人民战线”来概括见闻。（波多野乾一：《赤色支那の究明》，东京，大东出版社，1941年版，第3页。）应该说，此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正是在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广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发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由此在全国展开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对这种状况，日本外事警察也很快作了反映，其在1936年4月的报告中说：随着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中国共产党也决定将反日运动作为其最主要的工作，其后中共中央致力于将一切力量集中于反日工作”，体现为中共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在陕北的红军与东北军、晋军及宋哲元军联络，并准备开到河北西南部组织抗日联军等。在其看来，“共产党的救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激化”，与红军东征山西联系起来，成了“极重要的问题”。（《中共党の国防政府及抗日聯軍の組織計画》，《外事警察報》第165号，第47页。） 此外，日本外事警察还根据所掌握的情报指出：自1935年底以后，中国各救国团体发出的各种文献和宣传品大多反映共产党的主张，强调各党派结为统一战线等。他们由此认定：“救国运动的领导权现在实际上是由共产系分子所掌握”。所以，在得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他们视为重要文献而迅速译介全文，并且认为：“共产党巧妙的新政策正在取得相当的成果。”（《中共中央の抗日運動に関する重要文献》，《外事警察報》第170号，第84-101页。）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受其影响的爱国团体为停止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出的呼声与作出的决议，如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发出的通电、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提出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6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8月10日毛泽东致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等的信、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2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等，都被日方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长的表现，随时作为重要情报进行分析，以求对策。（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2节。）此外，对于1936年上半年在陕北的红军实行东征，日本军方也通过所得情报，指出红军的行动并不限于“赤化”山西，而且还实行了“民族团结抗日”的“新战法”；并认为这对于日本的“防共工作”而言，“无论如何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印《共産軍の山西侵入に就いて》，东京，1936年，第34页。）到1936年底，日本出了一本叙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情况的书，书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人民战线》，作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首倡联合抗日、将抗日摆在首位、为建立统一战线频频提出建议、逐步调整土地革命政策、通过发动一二九运动有力促进统一战线形成等方面，具体说明了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见松本忠雄：《共産党にリードされる支那の抗日人民戦線》，东京，第百书房，1936年版。）

　　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来说，关键环节是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而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则是实现国共再次合作的重要契机。当时正在图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得知西安事变爆发后，极为忌惮国共双方由此接近、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故由军方授意，让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等在12月17日发出叫嚣：“日本以排击共产主义为国是……在日中交涉中，将防共作为主要项目之一向中方提议，出于这种精神，对目前事态的激发只能感到危惧”；西安方面“公言容共政策，欲使赤化势力流入中国”，对此“日本不会坐视”。（日本外务省：《支那の変局と日本之原則的態度》所附1936年12月17日《読売新聞》载《新事態の展開 陸軍当局注目す》，见《西安事件参考資料及調書》，A—6—1—5—5之10—4。）而日本之所以迅速作出这种反应，不仅是直接针对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合作的态度，更是由于看到了中共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于其后中国政治走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日本参谋本部在12月15日编印的秘密文件《西安事变前的陕甘红军》，就是证明。其中写道：红军“绝不杀戮原东北军俘虏，而是好言安慰后释放，随后对原东北军宣传‘红军不打东北军，释放所有俘虏’，‘红军同情东北军失地、流浪各地，我们要团结一致以对外’，等等”，使东北军消除对红军的敌视。在中日矛盾激化、青年激愤的形势下，中共号召“不分党派一致对外，展开我们的民族斗争”，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而西安事变则“可说是由张学良下面赤化的下层军官实行的”。鉴于中共体现出的“飞跃的优势”，对今后的动向，“不容我们有片刻忽视”。（日本参谋本部编印《西安事件前ニ於ケル陝甘ノ共産軍》（1936年12月15日），A—6—1—5—5之10—4。）但是，日本侵略者后来所看到的，却是令其震撼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大众全面赞成拥护”，“南京政权也不能无视”，在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毅然重新合作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部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1页。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に於ける国共合作問題》，东京，三秀舍1938年印刷，第12页。）日本满铁调查部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于1939年专门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献译编成书，以供日本各方研究。